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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似道和秦桧，南宋首尾两个后世的大奸臣，权相，一直都后世所不齿。但是结合当时的历史环境，贾似道虽然在位排除异己，多有不法的行为，但是大家都知道南宋缺相，贾似道确实是南宋末期唯一一个文武全才，最接近宰相之器的人，他在内政，军事，经济等方面都为维持南宋的对蒙古作战做了很多的事情，他的才能可以说将南宋的灭亡延后了20年。但是大厦将倾独木难支，作为宰相，神州倾覆责任自然他要承担，但是即使诸葛亮再世，能够做的可能也好不了哪里去。

(资料图)

文武全才

贾似道出生于1213年，为当时的大臣贾涉小妾所生，后因受父荫做了一个小官。1238年贾似道二十五岁，登进士第，其姊贾氏已是宋理宗的贵妃，遂擢太常丞以及军器监。由此开始接触军事。贾似道是一个军事天才，受到当时一众文成武将的青睐，尤其是南宋大将孟拱，认为贾似道文武全才，由宰相之量。

1233年，即为宋理宗绍定五年，蒙古向南宋政府提倡"联蒙灭金"的条文，南宋遂与蒙古结成盟友。联合灭金后，蒙古答应将黄河以南地区的北宋故地交给宋朝，但是后面又反悔，1234年宋朝于是直接派兵北进，史称端平入洛。结果被蒙古军队击败。自此长达40多年的宋蒙战争爆发。

宋蒙战争第一阶段是 1235年－1241年窝阔台攻宋之战，此阶段宋朝有余阶，杜杲，孟拱等名将，和蒙古军队打得有来有回，而且略占上风。窝阔台撤退后，宋蒙之间消停了10年，随后蒙哥即位， 1256年－1259年之间蒙哥攻宋，亲自进攻四川，却在在川蜀防线陷入胶着状态。

鄂州扬名

1258年11月，蒙哥派忽必烈率领东路军进攻鄂州，等待蒙哥大军一到，直趋临安。忽必烈自开平启程。1259年七月，军至汝南，从被俘宋兵口中得知蒙哥死于的钓鱼城，认为是谣言继续前进，于是采取招降和进攻两套方案，继续前进。八月十五日，忽必烈率主力渡过淮河。八月二十日，攻破大胜关，宋兵逃跑。万户张柔率军攻打虎头关，在沙窝与宋军作战，其子张弘彦将宋军击败，击破守关宋兵。八月廿一日，忽必烈至黄陂。

九月初一，从攻四川的宗王末哥遣使将蒙哥死讯告诉忽必烈，劝他北归争汗位，但是忽必烈认为争位首先要立战功，还是率师渡江。九月初九，忽必烈以主力围攻鄂州，同时派兵进攻江西和湖南。宋理宗大为震惊，命各制司进兵赴援，命右丞相兼枢密使贾似道督诸军援救鄂州，南宋四川制置副使吕文德从重庆来援救，阻击未胜，吕文德趁夜率军入城。

十月，贾似道自汉阳入城督师，贾似道"以衮衣黄钺之贵，俯同士卒甘苦卧起者数月。汔能全累卵之孤城，扫如山之铁骑，不世之功也。"。宋蒙两军展开数月激烈战斗，双方"死亡枕籍"，忽必烈赞叹贾似道的军事才能，"吾安得如似道者用之"，又说："彼守城者只一士人贾制置，汝十万众不能胜，杀人数月不能拔，汝辈之罪也，岂士人之罪乎！"蒙古军久攻不克，蒙古军募勇士由勇将张禧率领自城东南角进攻，守将高达力战，张禧身负伤而退，张柔再选士兵登城，破城东南隅，高达奋力抗击，组织人力修城，随破随修，使蒙古军不得入。十一月，蒙古军强攻鄂州城，张胜战死，城中死伤至一万三千人，贾似道移师黄州，当时贾似道也知道了蒙哥在四川被杀的消息，密派宋京去蒙古军中进行和谈，被忽必烈拒绝。十一月十七日，忽必烈驻牛头山，得到其妻察必密信，得知忽里台大会选举阿里不哥即位，匆匆率军赶回漠北争夺汗位，于是想要撤军，但是声称要直捣临安。闰十一月初二，忽必烈派张文谦告知诸将六天后撤离鄂州。贾似道得知蒙哥死讯，再遣宋京以划江为界，一年奉银二十万两、绢二十万匹为条件，向蒙古军乞和。忽必烈答应之后，率大军北归。贾似道与其他将领会师，并趁蒙古军撤退时进攻，杀伤了敌军仅一百七十多人。

这里要说句公道话，后世都说贾似道卖国求和，诈败为胜，隐瞒忽必烈撤退的真实原因是争位。但是贾似道只是口头上答应了忽必烈，忽必烈无非是想要一个台阶下而已，即使知道贾似道画饼答应割地赔款，忽必烈只是需要一个回去争位的资本而已，也不指望贾似道真正给他们割地赔款（后来也真没有）。而且随后也率军收复了鄂州失地，击退的蒙古人。而蒙哥之死就是从朝廷边报那里获得的，不可能隐瞒得了宋朝君臣。作为贾似道政敌的文天祥也曾肯定贾似道的军事才能，称其"已未鄂渚之何勇也，鲁港之遁何衰也。"如此大胜最后也成了贾似道冒功揽权的罪证，真是可叹。

军政改革

宋理宗最后罢免了宰相丁大全，使得贾似道成为独相，权相。1264年，理宗驾崩，度宗即位。咸1267年贾进为太师，平章军国重事。由此近8年，贾似道手握军政大权，开始对宋朝积弊进行改革。

理宗朝，当时纸币的发行量超过三亿贯，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宋廷停止发行新币，回收部分旧币，并动用库存黄金十万两、白银数百万两平抑物价。1234年南宋联蒙灭金，但不久蒙古入侵，南宋为防止蒙军南下而军费陡升，宋廷不得不大量发行货币以缓解财政压力。最终经济整顿破产。

为了维持经济，宋高宗朝开始将政府所有的公田全部卖断给私人经营。通过变卖公田，政府在短时间内迅速融进一大笔相当可观的资金，这笔钱70%上交中央，30%留给地方，除了用于军费之外，还可以减少人民的苛捐杂税，在战争时期减轻政府、人民的经济压力。但是持续几十年后，导致大量的田地被高门大姓所占有，这些人非富即贵，要么是朝廷大官，要么是边关将领。他们都有免征田赋的特权，朝廷收不上税，只能通过印钱来维持。结果纸币大量贬值。

1261年，贾似道以铁腕手段，强硬阻止富人囤积谷物，随后提倡公田法。在此时，土地集中在大地主手中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大地主通常也是大官员，当时政府用"和籴"的计划弥补这个问题，就是要求地主义务将稻谷卖给国家，但是当政府购买越多的稻谷也必须发行更多的纸币，造成通货膨胀。于是，贾似道建议废除和籴，减少纸币的流通以稳定物价，然后限定所有人地产的数量，超出限定的土地由国家收购变成公田，然后将公田的收入去偿付军需，贾似道本人也带头捐出浙西良田一万亩作为公田。这个计划遭到大地主阶层的强力反对，但贾似道极力推行，使公田法实施到他下野，由1263年至1275年，共计十二年。

同时为了整顿军纪，控制军队，贾似道将宋军的钱粮供应控制在朝廷手里，推行打算法，就是对军队的财务状况进行重新核算，试图减少吃空额，喝兵血的现象。南宋军队的吃空额喝兵血现象，从立国之初便习以为常。即使许多名将亦不可免，如韩世忠麾下满额七万，实际战兵常年不过三万，像岳飞这样严格律己，麾下大军全额满编的将领，近乎凤毛麟角。到了南宋末年，宋军空额高达近五分之四，每年拨给五万人所需军费，实际兵额不过一万一千；阔端攻四川时，川陕宋军满额定员十万，实际只有曹友闻部两万余人死战于阳平关，于皆不见影踪；池州水军满额定员三千，实际兵丁只有一千，去掉老弱病残，可上阵者不足二百。

贾似道用强力手段核对兵额，按照实际兵额拨付军需钱粮，避免的物资的浪费，和将领贪墨。通过这种方法，他也排除异己，将非嫡系对他"无礼"的曹士雄与向士璧抓捕，称其曾在军中贪污及盗取官钱，结果两人被流放外，又贬斥王坚等。当时军情紧急，如此行事必然导致将领不满，最终四川泸州守将刘整谋反。将川蜀防线挖开了一个口子。

贾似道还重用自己的嫡系吕氏家族，以及饭桶范文虎，夏贵等。他所重用的人都良莠不齐，吕文德，吕文焕等都起于草莽，后期宋朝的边防几乎全赖他们的支持。

贾似道的改革，平抑了物价，控制了政府的财政赤字，也让宋军中的吃空额等陋习有了一定的改观，虽有差错也让宋朝的积弊有所振作，宋朝后期十余年和蒙古人周旋所依赖的军需钱粮，以及军事人才，全部都来自贾似道的改革。但是他得罪了大地主阶层的文官，也得罪了吃空额的武将。因此也为他不得善终，后世留下骂名埋了伏笔。

非宰相之才也

贾似道专擅朝政达十七年，主政之初励精图治，虽有改革弊政的举措，但既夹带私货，也不得要领，难挽狂澜于既倒；其后更是"专功而怙势，忌才而好名"，刚愎自用，排除异己，怠忽朝政，纵情享乐，纨绔习气至老不改，置国家命运于不顾，实在是误己误国。后人评论他"阃才有余，相才不足"，宋代称安抚使、制置使为阃帅，也就是说，贾似道担任制置使是难得的人才，但是做宰相真是不足，徐元杰说他"以才具而胜事任之重"，盛元梓赞其"亦当时之豪杰也"。至拜相则是一塌糊涂，恐怕主要是不具备宰相之器，才不足倒还在其次。

长达七年的襄樊之战，后世都说贾似道欺君罔上，扣下襄樊军报，其实当时南宋上上下下为了给襄阳送物资和解围，陆续派出20万大军进攻围城的元军，折损无数大将。元军也倾尽国力进行阻截，采取围城打援的方式，将襄樊作为消灭宋军主力的绞肉机，宋朝君臣知道襄樊是一个无底洞，但是襄樊是国家命脉所在，即使知道是陷阱，也只能拼下去。襄樊最终坚持了七年才被攻破，这在蒙古人进攻的所有地区是坚持最久的。

1274年度宗崩，元军已攻占鄂州，太学生提议贾似道亲征出战，在群众压力下，贾不得不上阵。贾似道知道元军无法击败，他给伯颜请求割地赔款，但此时元军灭宋决心已定，贾似道求和无望。

1275年，贾似道在鲁港一带率各路军兵十三万迎敌，宋军大将夏贵不战而去，贾似道闻讯，惶惶如惊弓之鸟，乘小船逃走。南宋军队见主将逃跑，纷纷后撤，军士死伤逃亡不计其数；元兵直逼临安，朝野要求杀似道以谢天下。谢太后却说："似道勤劳三朝，安忍以一朝之罪，失待大臣之礼"。贾似道逗留扬州，不肯回临安。在强大的压力下，谢太皇太后被迫将他罢黜，贬为高州团练副使，但此举无法平众怒，朝廷内外都坚决要求处死贾似道，最后流放循州。

福王赵与芮厌恶贾似道，"募有能杀似道者，使送之贬所"。会稽县尉郑虎臣之父郑埙为贾似道贬死，为了报仇，郑虎臣主动要求押解贾似道去循州。在押解的路上，郑虎臣将贾似道坐轿的盖子除去，使之暴晒在阳光下，"令舁轿夫唱杭州歌谑之，每名斥似道，辱之备至"，极尽折磨并迫其自尽，到了福建漳州龙溪县木棉庵时，贾似道服冰片自杀未果，最后为郑虎臣杀于厕中，尸首则下落不明。

明朝抗倭名将俞大猷在木棉庵前的石亭中立下石碑，并亲书"宋郑虎臣诛贾似道于此"。清乾隆年间的龙溪知县袁本濂，又用一块石碑将这十个大字重述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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