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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郑渝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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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副研究员高波所著的《权力结构与国家发展：国家兴衰的政治经济学》一书，通过引入不同制度和权力类型国家样本，来校验经济学、政治学有关国家发展的主流理论。

正如书作者在导言中所指出的那样，人类生产力进步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都非常迟缓，直到进入工业革命以后才拉动了快速增长，而今的30多个被划入发达经济体的国家和地区，以及20世纪后期保持较快增长的很少一部分发展中国家，才出现过较为长期的快速增长。而跨入发达经济体的国家和地区，又有多数丧失了持续增长的动能。即如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美国和一些欧洲发达国家，虽然也保持了可观的经济总量，科技创新进步速度没有放缓，但颓势也已非常明显。

书中首先探讨了经济学领域有关增长、发展的理论解释。古典经济学的解释是自由贸易促进市场规模扩大，继而带动分工和专业化提高。凯恩斯主义引入数理模型后，就重在强调通过充分投资来开启持续增长循环。由此也推动了二战或依托于发达国家、国际组织来支持落后国家发展经济，通过大兴投资来赋能的潮流——但这非但没有改变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落后面貌，反而使得很多国家深陷债务困境。之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肯尼思·阿罗提出了一个所谓的“干中学”概念，也就是通过发展制造业，带动工人经验的外溢，逐步推动内生增长。另外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卢卡斯和保罗·罗默则是强调了教育、知识在驱动发展的作用。

新制度经济学完成了对古典经济学的复归，仍然主要强调分工和专业化的作用，而相当程度上强调政治制度必须趋于民主化。但这种理论无法解释为什么很多引入了民主制度的发展中国家无法摆脱贫困，也无法解释其他一些所谓的非民主国家能够实现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比如经济起飞阶段的韩国）。新古典政治经济学进一步密切引入政治学分析，分析了国家驱动经济发展的缺陷所在（设租寻租等），揭示了政府失灵，但回避了市场失灵，这使得其学说的解释力与缺陷同样明显。

还有就是平等主义理论，也就是通过解决不平等来找到发展动能的学说。正如《权力结构与国家发展：国家兴衰的政治经济学》这本书对美国经济发展历程所给出的解读，美国经济增长较快、增长质量较高的阶段，其实都悄然从推崇效能转向了兼顾平等。

这本书也检视了二战后政治学有关发展、增长动力的理论观点。政治学家西摩·马丁·李普塞特的解释是，经济发展水平可以助推民主化，但塞缪尔·亨廷顿则给出了完全相反的解释，认为经济发展过程因导致传统组织瓦解，剧烈的经济和社会动荡会引发不稳定。依照亨廷顿的观点，革命和改革是驱动政治发展的动力，关键在于能否出现高水平的政党组织。墨西哥在1910年革命后确实也出现了能够佐证亨廷顿观点的国家转型。

吉列尔莫·奥唐奈则认为，拉美国家的进口替代工业化在20世纪60年代后趋于停滞，进入跨国公司主导的集约型工业化阶段，技术、资本密集度提高，劳动力使用减少，这就使得经济发展的同时出现了政治动荡——对此，技术、资本及其政治代理人结成了联盟，秉持保守型意识形态，与民众形成了尖锐对立。

也有部分学者致力于从政治文化视角去探讨国家政治和经济发展的稳定性。而新制度主义相当程度上陷入了对民主制度的迷信。平等动力理论强调平等才能民主，换言之如果一个国家在经济高速增长开启时本身没有经历过革命或者深层次的改革，没有因此变得趋于平等，政治上民主是很难长期维系的。

《权力结构与国家发展：国家兴衰的政治经济学》这本书提出了权力平等发展理论，也就是经济精英集团、政治精英集团、农民集团、劳工集团、专业人员集团之间如何建立相对均衡、公正的权力分配。也就是说，依照该理论，如果利益集团之间相对平衡，各集团都能均享权力资源，政治和经济结构就会变得稳定，如果迎来高速增长，动能也会变得更为持续。相反，在权力结构不平衡，甚至一个、两个集团垄断权力，就可能陷入两种歧途；其一，进入寻租腐败型社会，经济社会严重不平等，政治动荡将不可避免；第二，建立起依附型经济，收入分配两极分化，内需及投资不足。

书中在解释韩国曾经迎来的30多年“汉江奇迹”的高速增长时指出，韩国在非民主化阶段推行了土地改革，削弱了地主集团权力，提高了政治精英集团与农民集团地位，这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韩国权力结构相较于前的平等化。此后几十年来，韩国政府在农村、农业、农民问题上都采取了平等化的政策导向。而经济高速增长阶段，韩国的劳工集团、经济精英集团、专业人员集团都成为了显著的受益者。当然，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后，韩国权力结构重新走向了逆平等化进程。这也使得民众感受到显著的剥夺感，埋下了政治动荡的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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